近几年来，由中科院院士、工程院院士领衔主编或亲自动笔撰写科普读物的消息，不断见诸于传媒的报道。这一类读物不时地在媒体亮相或被授予各种奖项。应该说这是一件大好事。
据报道，在美国及西方一些国家的优秀科学家和工程师们都认为，让公众理解科学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而公众也形成这样的一种共识即：科学家依靠纳税人的资金进行科学研究，公众有权知道科学家所从事的事业是否对人民有利，有权参与对科研成果研究的讨论。科学家也有责任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用公众听得懂的语言传播给公众，用任何理由拒绝传播科学知识和用效率不高的手段传播科学信息都是对公民不负责任的。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国外的一些著名科学家，甚至诺贝尔奖获得者也热衷于撰写科普著作。外国的一些著名学者，如英国霍金的《时间简史》，法国法布尔的《昆虫记》，俄国别莱利曼的《趣味物理学》、《趣味物理学续编》早已成为传世之作。
而在我国，老一辈的赫赫有名的科学家，诸如高士其、华罗庚、周建人、竺可桢、严济慈、谷超豪、王梓坤等写下了不少优秀的科普作品，在读者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由于体制的原因，我国科学家长期以来是接受国家交给的科研任务，用“国家”的钱搞科研，只有对“国家”负责的概念，而缺乏对“纳税人”负责的概念，那么，自己的科研项目是否为公众理解，似乎与之关系不大了。因此，即使能够提笔撰写科普的部分科学家大多缺乏一种自觉的“创作激情”，只是为了响应某种“号召”，完成某种任务，去写一些程序化的、罗列式的科普说明文，很难写出深入浅出、生动活泼、引人入胜的科普作品。
从历史上看，我国就有重人文的传统，对科学技术则重视不够，或认为科技并非任务，而是对纳税人的责任，只是少数专业人员的事。如果说老一辈的科学家还能本着爱国的热情，对青少年的爱心，凭借其专业知识和扎实的文字功底，写出一些脍炙人口的科普作品，那么要求今天的科学家写出高水平的科普著作难度就更大了。因为当代科技飞速发展，分工更细，新学科、新知识不断涌现，专业化程度更高，所谓“隔行如隔山”；而今天的读者求知欲更强烈，阅读、欣赏水平也上了档次，一般性的科普作品，如果知识老化，表现手法陈旧，文字干巴巴的，就难以赢得读者。久而久之，就难免出现科普读物的“供需”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法轮功一类的歪理邪说，《发现黄帝内经》、《大气功师》一类的伪科学，就会充斥市场，蛊惑人心，起到了精神毒化剂的恶劣作用。
当前，我国科普读物的整体水平还不是很高。因此，院士写科普、科学家写科普，应该得到大力提倡。这种良好风气的形成，还需要政府的支持，政策的引导，以及科研部门、出版部门的合作。
